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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命古訓

內容介紹

《性命古訓》是阮元彙積了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各書中,提及「性」、「命」兩字的篇章,以訓詁學的方法,定義其字義,再就字義闡發為理論。後世多以這樣一種「以語言學觀點,解決思想史問題」的方式,為清儒著經的典範。

阮元從考察「性」與「命」之古訓入手,進而闡發個人見解。在他看來「古性命之訓雖多,而大旨相同。」《尚書‧召誥》、《孟子‧盡心》兩篇是漢以前談性命之說的代表。根據這兩篇的見解,「 命」即天命,「命」與「性」是相對而言的概念。

阮元認為,「欲生於情,在性之內。非別有一事與性相分而為對」,他強調,性不能「絕」,只能「節」。而規範調節的標準在於禮治。他對唐代李ㄠˊ﹔ao將「性」「情」對立起來的復性說,相當不以為然。

《性命古訓》中強調,「命必須敬德,德即仁、義、禮、知、聖也」。「性必須節,不節則性中之情欲縱」。在阮元眼裏「, 情發於性」「欲生於情,在性之內」,這皆屬人的自然屬性,既合於古訓,又非「善惡之惡」。所以不能像佛教所主張的那樣,予以「絕」之,否則就會出現「舉世無生人」的後果。

由此可知,阮元在《性命古訓》中承認,人的正當欲求的合理性。同時,既然人有著血氣心知之性,那麼不可放縱、不可窮極,以一定的規則,如「禮樂」來約束「性」,才是正道。

總體而言,阮元對「性」與「命」所作之研究,體現出鮮明的漢學家特色:即信奉古音古義,從訓釋「性」與「命」之古義入手,揭示後人理解之偏差。

至於阮元所舉證的「性」、「命」古字義,是否全面客觀,或者,訓詁只是阮元用來批判李翱復性說,進而貶斥宋明理學的立論根源的手段。則又屬於另一個層次的問題。

近年來,較堅實的論述與返歸原文的研究成果顯示,《性命古訓》中對「性」字的處理,並未做到所謂的「以訓詁學的方法定其字義,而後就其字義疏為理論」。反之,為了支持他的「節性說」的理論,阮元對相關典籍中的「性」字的意義做出了不恰當的概括化。

無論如何,《性命古訓》中,認同人欲存在的正當性,強調「節性」的觀念,確實為宋代以來,日益玄遠的性命天道觀,做出一番廓清的論述。

撰稿人:李慈恩

作者簡介

阮元,字伯元,號雲臺,江蘇儀徵人,生於乾隆二十九年(1764年),卒於道光二十九年(1849年),年八十有六,諡號文達,人又稱阮文達、文達公。《清史稿》稱他「身歷乾嘉文物鼎盛之時,主持風會數十年,海內學者奉為山斗焉。」綜觀他不平凡的一生經歷,此評價殆非過譽。
  阮元出生於武功顯達之世家,其祖玉堂是康熙五十四年的武進士,曾隨大帥遠征苗地,降苗人數千,大帥原欲殺降者,經由玉堂死諫乃止,後人在阮元的生平記載上提到此事時,都說:因為有玉堂的積德,他的後代子孫才會誕生出阮元這樣的一個大人物啊!
阮元的庭訓來自於母親,他五歲識字,八、九歲能作詩,皆是母親的教導所致,在他尚是髫年之際,曾因口吃,讀不好《孟子》篇章而哭泣,他的母親見狀,耐心的教導他一字一句朗誦成章,終獲開竅。阮元後來能以事功名於當時,其父的教誨影響極為深遠,「府君熟於《資治通鑑》,於成敗治亂、戰陣謀略,輒縱橫辯論,隨方指授,期不孝(指阮元)以有成。……嘗以歐陽文忠〈縱囚論〉、蘇文忠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等篇,口講指畫,次第授不孝,曰:『讀書當為有用之學,徒習時藝,無益也。』」阮元的父親認為八股文並不能有益於民生社稷,而轉授有益於治道的文章與阮元。
  阮元二十三歲於鄉試中舉,入京師,結識王念孫、邵晉涵、任大椿等學者,得益甚多,二十六歲高中進士,隔年,在翰林院編修大考中,由乾隆親擢為第一名,可謂少年得志。之後官運亨達,歷任內閣學士,戶部、禮部、兵部、工部侍郎,山東、浙江學政,浙江、河南、江西巡撫、漕運,兩湖、兩廣、雲貴總督,太子少保,體仁閣大學士等,卒後諭賜祭葬、贈諡號,可謂一世榮祿。
  阮元一生的成就,可分兩方面來論述,一為學術,一為事功。在學術的成就上,他對於獎掖後進、編纂叢書不遺餘力。他擔任浙江學政期間,在當地組織學員,修纂《經籍纂詁》,「分籍纂訓,依韻歸字」,搜集小學專書及漢唐舊注中的舊訓詁分纂成冊,並禮聘精於訓詁之學的臧庸總其成,於嘉慶三年(1798年)完書,共分一百零六卷。除此之外,蒐羅清朝時江淮之間名人學士的傳記,纂成《懷海英靈集》;嘉慶四年的己未會試,與朱圭一同擔任主考官,得士有王引之、張惠言、郝懿行、陳壽祺、許宗彥等人,這次的會榜將漢學人才網羅殆盡,一時人文薈萃,乃以後的史書所津津稱道者;往後,在擔任浙江巡撫時,立「詁經精舍」,以興學教士,並選錄學生的優秀文章,編刻《詁經精舍文集》,使得東南人才極盛。嘉慶十年,丁父憂,返歸故里,寫成《十三經注疏校勘記》二百四十三卷,並置揚州府學。嘉慶十二年服喪畢,又被派往浙江巡撫,可惜這次由於未查學政劉鳳誥試場舞弊一案,而被削官,奉旨回京,在文穎館擔任非專任之差事(文穎館行走),後遷侍講,兼國史館總纂,在這時候,他創立了〈儒林傳〉體例,並集清代天文、律算學家的傳記而作《疇人傳》。嘉慶十九年,調撫江西時,刻《十三經注疏》。嘉慶二十五年,於兩廣總督任內,以經古學課士,在廣東立學海堂,編刻《皇清經解》(又稱《學海堂經解》)。
  阮元精通經史、小學、詩文、天算、輿地、金石、校勘,可說是一名淵博的鴻儒,而他的學術思想,則是繼承戴震而來,講求以古訓求義理,取徑於漢儒,曾經有「聖賢之道存於經,經非詁不明。漢人之詁,去聖賢為尤近」之說,他的《性命古訓》、《論語論仁論》、《孟子論仁論》等篇,皆是闡發此等學術理念而作,編纂《經籍纂詁》也是這個道理,而他作學問的方法,則是先羅列古訓,繼而統整並加以條貫,最後加以歸納。例如,他用歸納的方法,將孔孟談到「仁」的語句,集中排比,加以發明,而寫成《論語論仁論》、《孟子論仁論》,客觀的呈現孔孟的原意,用以糾正後儒的曲說。阮元頗為講究義理,推闡古聖賢訓世之意,以求切於日用,故漸成漢宋兼采之風,而阮元能善用其名位,在巡撫東南各地時所創辦的學堂、所領導的學風,推廣學術、培植人才,對當時的學術影響極為深遠,例如:陳澧少年時期曾在學海堂就讀,受到阮元的影響自然不小,他所撰寫的《漢儒通義》,就是沿用阮元《性命古訓》的遺例而編述;郝懿行是他於嘉慶四年的會試所錄取的門生,郝氏的名著《爾雅義疏》,就是遵照阮元提倡的「尋音求義」而作。而《十三經注疏》、《皇清經解》等均是大套叢書,卷帙浩繁,若不是如阮元此等名臣大儒,又怎麼能順利編纂完成呢?
  再論事功。由於阮元出生於武宦之家,自小父親就教導他兵法謀略之書,這對他往後為官幫助頗大。例如,當時的浙江深為海寇所苦,阮元到任後,即有計畫的造船、督辦鄉團,並制訂攻守之策,在兩次撫浙期間,多次掃蕩海寇有成,使得東南沿海一帶寇勢漸蹙;督撫雲貴之地時,當地有野人之患,時常劫掠地方,人民深受其害,阮元得知當地另有一少數民族,名叫傈僳,精於桑弩毒矢,野人畏之,於是籌費萬金,招募傈僳人於當地屯田,以防禦野人,並且獲得了很大的成效,展現他精於兵法、碩畫遠謀的一面。並且力革滇省鹽政之弊,罷黜貪官、防止走私,為官清廉慎行。
  除此之外,阮元身為地方父母官,也展現了他仁民濟物的襟懷,浙江金華這邊,由於民多貧困,故有溺女之風,阮元為了遏止這樣的人倫慘劇,自願捐出薪俸,頒佈條令,若有生女之戶,可攜往郡學註冊,給喜銀一兩,以作為哺乳的費用,等過了一個月後,再按照戶籍稽查,若仍有溺女的情事,則予以懲治。這樣的作法,是因為阮元相信,那些貧困的人家會殺掉剛出生的親生兒是不得已的,若是先讓他們撫養一個月,依照人的天性,這種血緣親情是不可抹滅的,經過了一段時間加深感情,自然不忍殺嬰,他沒有一開始就用嚴刑峻法杜絕歪風,而是站在儒家相信人性本善的初衷,來導正敗壞的習俗,足以展現他對社稷民情的深刻關懷。
  雲從龍,風從虎,阮元何其幸運,得以於皇朝聖世中得到重用,聰明早達,又能得享大年,以經術文章主持風會、提倡後學,將所學用於民生社稷,德行披澤於民,在他去世之後,先後入儀徵縣與揚州府鄉賢祠,可見他的學行與政績,是多麼被鄉里所敬重。
阮元的名位與著述,領袖於當代,與他往來交遊的儒者不計其數,與紀昀、王念孫等一同於館閣問學,焦循更是他的族姊夫,兩人互相切磋問學、往來頻繁。咸、同以後,清朝世道衰微,乾嘉實學也被今文經學取而代之,可謂是清代經學名臣的最後一重鎮。
  他的著作有:《論語論仁論》一卷,《孟子論仁論》一卷,《性命古訓古訓》六卷、《曾子十篇注釋》四卷等,用以闡發他的學術主張;《揅經室集》五十八卷則闡述他說經之精義;重修《浙江通志》、《廣東通志》、編輯《考工記車制圖解》二卷、《儀禮石經校勘記》四卷、《十三經注疏校勘記》二百四十三卷、《四庫未收書目提要》五卷、《山左金石志》二十四卷、《兩浙金石志》十八卷、《稽古齋鐘鼎ㄧˊ﹔yi器款識》十卷、《兩浙輶軒錄》、《疇人傳》四十六卷、《淮海英靈集》二十四卷等,為考古者所重;《廣陵詩事》十卷、《石渠隨筆》八卷、《小滄浪筆談》四卷、《定香亭筆談》四卷等,則是隨筆記錄隨筆記錄。編纂之書則有:《經籍纂詁》一百六卷、《十三經注疏》四百一十六卷、《皇清經解》一千四百卷、《詁經精舍文集》十四卷、《學海堂初集》十六卷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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