劉文淇，字孟瞻，江蘇儀徵人，生於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年），卒於咸豐四年（1854年），年六十六。其子劉毓崧、其孫劉壽曾，曾孫為劉師培，一家四世皆以研究《春秋左氏傳》見長，儀徵劉氏之學為清代學術史上有名的一脈家學。
　　劉文淇的父親為一名醫生，在早年為學的過程中，對他影響極為深遠的，則是舅舅：乾嘉著名的經學家凌曙。凌曙是個在清苦的環境中，仍然為學不倦的學者，對於同樣貧困卻天資聰穎的劉文淇，自然有了惜才之心，而給予許多生活與學術上的援助。因此，在凌曙去世後，劉文淇的日子雖然清苦，仍然收養了凌曙的遺孤，並且為他延聘老師教授學問，以報答其舅的知遇之恩，可知儒者淳厚篤實的性格。
　　劉文淇早年受學於凌曙，然而他的學術淵源，基本上仍是承續戴震、江永、阮元等人的學術脈絡而來，他的孫子劉壽曾梳理劉氏家學時這樣說道：江永、戴震之學，授於當時揚州諸儒，如王念孫、任大椿、阮元等人，開展出揚州學一派，而劉文淇的學思歷程，除了早年承自凌曙以外，亦曾問學於阮元。所以在學術的思維脈絡上，劉文淇的研究成果有揚州學者一貫的特色：博通，而這特色就表現在他對新注《左傳》的成就上。
　　當時揚州學派的學者興起了為十三經作新注疏的風氣，焦循、阮元等人在研究《十三經注疏》上取得卓越的成績，劉文淇與當時的學者也受到了這股風潮的影響，紛紛投入新注經典的風潮裡。根據陳立為劉寶楠所作《論語正義》的序裡記載：「孟瞻師、楚楨先生病十三經舊疏多踳駁，欲仿江氏、孫氏《尚書》，邵氏、郝氏《爾雅》，焦氏《孟子》，別作疏義。孟瞻師任《左氏傳》，楚楨先生任《論語》，而以《公羊》屬立。」劉文淇、劉寶楠、陳立等人，對於十三經的舊疏並不滿意，於是想效法當時的江聲、孫星衍新疏《尚書》，邵晉涵、郝懿行等新疏《爾雅》，焦循新作《孟子正義》，由劉文淇負責《左傳》、劉寶楠負責《論語》、陳立負責《公羊》，相約為經典重新作疏，時值道光八年之秋。至於劉文淇不滿舊注疏的原因，則可以從他為劉寶楠的《江淮泛宅圖》所作的序看到：「楚楨（劉寶楠）與余約各治一經，楚楨占《論語》，余占《左傳》，……《左傳》賈、服舊說為杜氏所乾沒者不少，唐人又阿杜注，而攻賈、服皆為鮮當，因各為二書疏證焉。」
　　由於乾嘉漢學所崇尚的是東漢經學家的學問，以致於「家家許、鄭，人人賈、馬」，因此，當劉文淇發現杜預注《左傳》時，摒棄許多賈逵、服虔的舊說，而唐人又只取杜注，甚至依此攻擊賈、服的說法，這和劉文淇所崇尚的學術理念相違，因此，劉文淇一方面整理舊注，將散落於其他典籍的漢代經學家的舊注，重新蒐羅整理，並且將近人之說可採者一併收入，加以疏證，或下己意，作《左傳舊注疏證》，歷時約四十年，草具約八十卷；另一方面，又深感於《左傳正義》，為孔穎達與諸儒刪定舊疏而成，非成於一人之手，其中內容雖多引自劉炫的《春秋述議》，然亦與諸儒的說法混雜在一起而難以分辨，劉文淇為此作《左傳舊疏考正》，就是要從《左傳正義》中，分辨出哪些是唐人的話，哪些又是唐人以前的舊疏，又從這些舊疏中，分辨出哪些引自於劉炫的《春秋述議》。《左傳舊疏考正》共為八卷，於道光十八年刊行於世。
　　文淇生平並沒有什麼功名，在嘉慶二十四年時，與劉寶楠一同拔取優貢生，時人有「揚州二劉」的美譽，同為當時揚州學派的代表人物，他和劉寶楠的交情極好，兩人曾經比鄰而居七年，終日切磋學問，互為良師益友。然而，劉文淇之後屢試不第，雖然曾經在道光十年科場失意時，作有《別號舍詩》，以示不再汲於功名的決心，卻依舊無法忘情科舉，陸續又參加了幾次考試，在他四十九歲又落榜之後，始下定決心不再應試，為了生計，文淇平日只能教書、校勘經籍，賺取微薄薪資以餬口。他的房子命名為「青溪舊屋」，文集取作《青溪舊屋集》，是《南齊書》中劉瓛的典故而來：劉瓛儒學冠於當時，然他性格謙遜，不以高名自居、不求榮進，他所居住的簡陋瓦屋，在金陵檀橋的青溪之上，京師士子貴遊莫不下席受業，因而有「青溪」之稱。清王士禛《秦淮雜詩》之六有「青溪水木最清華，王謝烏衣六代誇」的詩句，可見劉文淇欽羨劉瓛不慕功名的心理。由於長期替人校勘典籍、修纂方志，經驗的積累使得劉文淇在校勘學與方志學上上取得極大的成就，展現了揚州學派博通的特色，也因為如此，文淇長期為了生計客游於外，終日碌碌，無暇著書，前文所提《左傳舊注疏證》雖草具八十卷，然真正定稿僅只一卷，文淇即溘然長逝，此書又經劉毓崧、劉壽曾接力撰述，亦僅寫到襄公四年，最終未能卒業，實為學術史上一大憾事。
　　劉文淇的著作，除了《左傳舊疏考正》八卷、《左傳舊注疏證》（未完成）以外，尚有《楚漢諸侯疆域志》三卷、《揚州水道記》四卷、《讀書隨筆》二十卷、《青溪舊屋集》十二卷，在道光二十七年時，與其子劉毓崧共同編纂《輿地紀勝校勘記》五十二卷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