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經奧論
內容介紹
經學著作。舊題南宋鄭樵撰，六卷。
《六經奧論》按《易經》、《書經》、《詩經》、《春秋經》、《禮經樂書》、《周禮經》，各為一卷。關於此書的作者和成書的爭議，是經學史上的一段公案。
關於這部書的作者是否是鄭樵本人，不少學者參與了討論。這部書原為明成化年間盱江人危幫輔藏本，黎溫作序而印行。此書的《凡例》和黎溫的序文，都將此書作者定為鄭樵。清代學者朱尊
ㄧˊ﹔yi彝的《曝書亭集》存有他對此書的一段題跋，較早討論舊題的作者有誤。朱尊彝認為《六經奧論》中的議論，與《通志•略》的觀點不合，且鄭樵曾上書朝廷，開列自己著述的書單，其中也沒有看到《六經奧論》的記載。據此，朱尊彝斷定這部書不是鄭樵所作。
到了乾隆修《四庫全書》時，四庫館臣仔細研讀了《六經奧論》的內容，認為這部書採用《詩》毛亨《傳》和鄭玄《箋》的觀點，而鄭樵曾著《詩辨妄》一書，其宗旨是質疑毛《傳》與鄭《箋》，否定《詩序》為子夏所作，反對以美剌言《詩》，兩書的觀點相抵牾，《六經奧論》恐怕非鄭樵所作。經過細緻研讀，四庫館臣又發現書中「天文辨」一條提到了「夾漈先生」，這是當時學者對鄭樵的稱號，似乎不應該出現在其本人的著述中。此外，書中有論《詩》一條，直接引用了「晦庵」（朱熹自號）論《詩》的語句。根據《宋史》本傳，鄭樵卒於紹興三十二年（1162），而朱熹自號「晦庵」始於淳熙二年（1175），鄭樵在世之時，怎麼可能知道「晦庵」這一稱號呢？作者為鄭樵的觀點再一次被否定。另外，《六經奧論》中論《尚書》的一條，甚至引用了朱熹去世後才編纂的《朱子語類》中的內容，並稱朱熹的諡號「文」，更足以完全否定此書的作者是鄭樵。四庫館臣推斷，此書的作者是南宋末年之人，已不知姓名。雖然此書的作者不是鄭樵，但確與鄭樵有一定關係。
《六經奧論》中詮釋經說，啟其關鍵，闡發幽秘，揭其精蘊，頗有所得因保存了許多大膽懷疑經書的言論，而成為經學史上頗有爭議的一部著作。其中論《詩》以毛《傳》鄭《箋》為主。雖然四庫館臣斷定這部書的作者不是鄭樵，但考慮到此書長期流傳，其中的論點也有很多可供參考、採用之處，因此，仍將此書抄錄，收入《四庫全書》。另外《通志堂經解》也收錄了此書，這些都是今天《六經奧論》常見習用的版本。
撰稿人：劉江
作者簡介
鄭樵（1104-1162），字漁仲，南宋興化軍莆田（今屬福建）人。自號溪西遺民，學者稱為夾漈先生。
宋徽宗宣和元年（1119），鄭樵的父親鄭國器卒於姑蘇（今江蘇蘇州），當時鄭樵只有十六歲。他護送父喪回莆田後，在家鄉夾漈山築室厲志自學，刻苦攻讀了約三十年。當時鄭樵家境貧寒，但他卻未嘗虛度歲月，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境地，所謂「寸陰未嘗虛度，風晨雪夜執筆不休，廚無煙火而諷誦不絕」。家中沒有書，鄭樵便向當地藏書豐富的人家借書讀。鄭樵求學的志向是「欲讀古今之書，欲通百家之學，欲討六藝之文而為羽翼，如此一生則無遺恨」。他的治學興趣廣泛，對經史之學、禮樂、文字、音韻、天文、地理、蟲魚、草木以及方書、校讎、目錄等各個門類的學問都加以探索。鄭樵自稱「山林三十年，著書千卷」。
鄭樵不應科舉，雖曾三次被推舉為「孝廉」，兩次被舉為「遺逸」，都不接受。鄭樵生活的時代，是多事之秋。他曾與兄弟鄭厚上書申述報國之志，但無下落。中年以後，鄭樵唯恐身後著作失傳，與紹興十九年（1148）攜所著書十八種，一百四十卷至臨安，上于朝廷，宋高宗命藏於秘府。鄭樵在獻書以後，仍回莆田講學授徒。紹興二十八年，宋高宗召見鄭樵，後差其監潭州南嶽廟，並給筆劄資助鄭樵抄所著《通志》。紹興三十二年，鄭樵進所著《通志》，不久就病逝了。
年輕的時候，鄭樵就注意把學習書本知識和實際調查結合起來。他曾遍遊名山大川，搜奇訪古，實地調查。鄭樵認為，莊稼人只能認識田野裡的植物，但不明詩書的主旨，而儒生雖然通曉詩書之旨，卻不認識田野裡的東西，因此兩者必須結合起來。為學習天文知識，鄭樵還一邊讀《步天歌》，一邊觀察星象，沒過多久，漫天的星斗，都了然於胸。
在治學上，鄭樵主張要有獨斷之學的精神，要有自己的見解，不能只是一味因襲前人的說法而毫無創新，「胸無倫類」的儒生令人生厭，著述「雖採前人之言必自成一家之言」。如鄭樵的「六書」說在文字學史上就自成一家。他寫的《爾雅注》保存下來，也受到歷代學者的好評。鄭樵關的《校讎略》，提出了系統的目錄學理論和方法，一直受到學人的推崇。他在目錄學上的十五分類方法及其著錄書籍之豐富，在目錄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。對於《春秋》的看法、對自然災異的現象的認識，也含有現代科學的因素。在動植草木等方面，鄭樵的認識受到世界上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研究者的重視。鄭樵在這許多學術領域內取得相當大的成就，不但對這些學科作出了貢獻，而且為成就他的史學事業奠定了基礎。
鄭樵的史學思想多數通過史學批評表述出來。他所著《通志》200卷，是繼司馬遷以後又一部紀傳體的通史，是鄭樵的史學代表作。全書體例有：《本紀》、《列傳》、《年譜》、《略》（即《志》）、《世家》以及《載記》。上起三皇，大部分內容下限到五代。《通志》的《本紀》、《列傳》及《世家》部份，多是刪削前代史書而成，歷來評價不高。此書「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「的二十《略》、書前的《總序》以各略的《序》才是鄭樵史學思想的精華所在。而六書、七音、校讎、圖譜、金石等略都是鄭樵首創，開闢了新的學術門類。
《通志》的編撰，體現了鄭樵史學思想中的幾大要義。一是會通觀念，鄭樵認為歷史是一個有因依相關的過程，因此寫史不能割斷歷史前後的聯繫，而應在紛繁的頭緒中尋找更出一定的歷史規律。在歷史編撰學上，鄭樵提倡通史，班固的《漢書》受到他的批評，就是因為斷漢為代，「前王不列于後王，後事不接於前事」。就史料而言，鄭樵認為寫史要收集盡可能多的材料，會天下之書而修書。二是反對用天命論和災異之說歪曲歷史。他認為以天人感應的災異說解說人事歷史，是「欺天之學」、「妖學」。人間的凶吉與自然的變化沒有必然的聯繫。三是反對以所謂的「春秋」筆法寫史。字裡行間含有褒貶意味的春秋筆法，是欺人之學，是「妄學」。他認為不能在寫史中任意褒貶，而是需要把史實寫清楚，後人通過對史事的瞭解，自然會作出評價。例如，他認為，歷朝史書攻擊對方是「賊」、「寇」；南北朝時代南方的史書中稱北方是「索虜」，北方則稱南方是「島夷」。這些都是錯誤的。四是實學主張。鄭樵認為寫史和治學要講求實用，否則就是一種空疏之學，是「從事語言之末，而非實學也」。史書應該記載「國之大典」的材料，因此，他強調要重視寫譜（表）、圖以及注意應用金石資料，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。
鄭樵一生著作豐富，據今人考證，多達84種。除《通志》外，還有《夾漈遺稿》、《爾雅注》、《詩辨妄》等數種，其他的大多已經散佚。鄭樵的思想在中國古代學術史、史學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他說自己的學術批評是為了「開學者見識之門戶」，是要打破當時學術界中經學既苟且，史學又荒唐的局面。鄭樵的學術批評淩厲，也招致了不少非議。有的說是「好為大言」，有的說是「賊經害道」，但從另一角度，也說明鄭樵學術思想在當時給人一種清新的意識。清人章學誠在《文史通義》的《申鄭》、《釋通》諸篇中闡明鄭樵學術精神的意義。梁啟超將鄭樵與劉知幾、章學誠並成為中國古代三大史學思想家。梁啟超在《中國歷史研究法》中說：「史界之有鄭樵，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。」